我“⺟”不是我的⺟亲，而是我的舅⺟。我出世那年，⽗亲被打成了“右派分子”⺟亲和⽗亲便离了婚。⽗亲离家出走了，⺟亲不久又结了婚，我便成了多余的人。哥哥过继给了舅舅、舅⺟，我没地方去，便跟着去了舅舅、舅⺟家。
哥哥喊舅⺟叫“⺟”——客家人读“美”我也跟着哥哥喊舅⺟叫“美”“阿⺟”就是“阿美”我们的舅⺟就是“美”（⺟）。这样喊下来，不知不觉就过了几十年，一直到现在。可是，到去年冬天舅⺟去世，我们再也没有人可以喊“美”（⺟）了。
我们的“⺟”（美）是⺟亲和舅⺟的复合体，她担负了⺟亲和舅⺟的双重职责。因此，不管是小时侯，还是现在我们已经都为人夫、为人⽗了，我们都感觉喊舅⺟为“⺟”（美），比直接喊“舅⺟”或者“⺟亲（阿⺟）”都来得亲切、简洁，而且永远那么美好地贴近我们的心灵。
“⺟”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妇女。她的普通叫人几乎说不出她的特点。去年冬天，小年前夕，在乡里的礼生为我们准备的祭祀“⺟”的家祭祭文中，我才晓得“⺟”自幼是被人贩子从衡
拐卖到我们村里的。十六岁那年曾嫁给本村舂江生产队的一个范姓青年，不晓得是因为生育问题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他们离婚了。不久我舅舅从抗美援朝的朝鲜场战退伍回来，她便成为了我们的舅⺟，后来就成了我和我哥哥的“⺟”（美）。舅舅、舅⺟一直没有生育，我们就成为了他们的儿子。“⺟”的普通更多的是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幵过我们的家园。在我的印象中，“⺟”似乎仅仅在她当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的时候去过一次县城，去县里参加全县的生产大会战动员大会，那时侯我们村还没有通公路，她是自己背着大米，和其他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们一道走路去的县城。我们村离县城七十多里路，她们硬是凭着満怀热情走了一百四十多里路，把那个大会幵了。然后回到家乡，幵始农业学大寨，幵荒造梯田。
“⺟”的普通还在她在生产队出工从来不偷懒、不磨洋工。“⺟”是一个爱面子的人，⼲起活来总是不愿让人说闲话。所以，不管挑大粪还是割稻子，也不管是刨茶山还是摘茶叶，更不管是中耕耘田还是幵荒挑土方，她都是一马当先，从来不肯落后。我的记忆当中，“⺟”的最大嗜好就是澡洗，她几乎每天都要澡洗，不管是夏天，还是冬天。原因就是她每天都⼲活⼲得汗流浃背，两重⾐服都象是从⽔里捞出来的，可以拧出⽔来。
“⺟”不仅在她当生产队妇女队长的时候出工⼲活如火如荼，在她绝大多数时间没当⼲部的时候，她依然和生产队的女劳力们你追我赶的，做事从来不肯落后。“⺟”的骨子里有一种东西一直在影响着我，那就是勤劳。不问报酬，勤勤恳恳地做事，这就是“⺟”和村里的妇女们流传给我们的最丰厚的财产。
“⺟”的生产队妇女队长没当上两年就换人了。不是因为她没有能耐组织妇女们生产劳动，而是她没有文化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大字不认得，小字墨墨黑”“报纸上的字认得我，我不认得它”村里有个传说，说是有个女⼲部拿着一张报纸在看，大队的支部记书刚好从她⾝边经过，看见她看报的情形，就说，你的报纸拿倒了。那女⼲部赶紧把报纸递给记书，红着脸蛋说，我是拿报纸给你看的。这个女⼲部就是我的“⺟”
“⺟”是聪明伶俐的，她最大的缺陷就是从来没有读过书。我不知道后来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，家务之余，“⺟”总是看着我，不准我晚上出去和伙伴们玩，一定要呆在家里写字做作业，是不是与她没有文化受过委屈有关。虽然那时侯到处都在宣扬“读书无用”论，在“批林批孔”我却被“⺟”
着，不敢懈怠每天的功课——尽管那时是半工半读，功课少得无法跟勤工俭学的劳动量相比。1978年，恢复⾼考的第二年，我刚好初中毕业，我们参加了那年的⾼考，我居然以比较⾼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我想，这个功劳应该记在“⺟”的头上。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幵始跟着“⺟”过⽇子的，我只记得我仍然可以⾚条条的站在家门口的青石板上，让“⺟”帮我澡洗的时候，我就生活在“⺟”的⾝边了。
我人小饭量却大。有个寒假，“⺟”去桐木供销社担货，顺便把我带到了我⺟亲⾝边，留下住了两天。回到家里，“⺟”问我：你阿⺟端好多子（多少）饭给你吃？我说，一钵。三两啊？你吃
了么？“⺟”问。我说，冒満（不很）。过几天，我⺟亲回家过年，“⺟”痛痛快快责备了我⺟亲一通：儿子是你亲生的，饭都不给他吃，他长⾝体的时候，正是消得饭的时候啊！我和你阿哥都是每餐先尽他吃，我们才吃饭。下一次，我到⺟亲上班的桐木供销社去玩，⺟亲便每餐端两钵米饭给我。
那时侯，生产队的底子很薄，全年的收⼊还不能満⾜社员的口粮。生产队是按照每家的工分计算口粮和年终分配的。为了挣口粮，七八岁的时候，“⺟”就幵始带着我到生产队去挣工分了。不管是学期中的农忙假，还是寒暑假，我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，都会被大人们带着去做一些诸如散牛栏粪、挖田角、摘茶叶、中耕耘田、刨红薯草之类的农活，一天挣个两分、三分、四分工分的。后来，有些社员提意见了，我们就不出工，就上山去砍柴，把家里一年的柴火几乎包了下来，腾出时间让大人们去挣工分。
而我的学会砍柴，大概是在七岁那年，我第一次上山就是“⺟”带着我去的。那是过年前，砍⻩叶柴，也就是客家人说的“斫碱⽔柴”砍了⻩叶柴回来烧成灰，滗出碱⽔浸米，做过年的印板米果。“⺟”教我辨认了⻩叶柴，叫我躲避了美丽的漆树柴——那是会叫人长漆疮的，还告诉我什么是乌米饭柴，小果子是可以摘来吃的，什么是猕猴桃，什么是猫卵子，什么是牛卵驼…对于大山上的宝贝，我就是从那时侯幵始认识的。
“⺟”不但教我学会辨山砍柴，还毫无保留地把客家人每个节⽇的吃食的做法告诉我，比如舂节（过年）的印板米果、馓子、丝果子（兰花
）、磨⾖腐，清明节的艾叶包饺，端午节的粽子，重节的糯米酒糟…大凡她自己晓得的生活技艺，她都想传授给我和我哥哥。可惜的是，我们的生活道路与她的愿望相背，所有的这些技艺，我们现在一样都没有用上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被今天县城的超市包⼲了。虽然我们今天的⽇子已经超市化了，但是，我至今还保留着“⺟”十年前送给我的那双千层底的布鞋，我舍不得穿，我把它当作对“⺟”的最珍贵的念想。
我小时侯大部分⽇子都是穿的布鞋。晴天穿，雨天也穿。因为那时侯我们山村里还不知道有⽪鞋、运动鞋这些现在已经是家喻戸晓的鞋子。即使后来流动进来了解放鞋，也因为价钱较⾼，一般家庭买不起。只有穿布鞋，才节俭。虽然我们家还有一双⾼筒雨靴，但那是“舅”的专用——我们的小脚套进去便到了腿大上。我们的布鞋都是“⺟”亲手做的。到了秋天，天气渐渐清凉下来，我被困在电灯下写作业，“⺟”便搁一张⾼凳坐在我⾝边纳鞋底，一针一线，西西梭梭地响，舅则坐在一旁菗烟叶。到了冬天，火盆生起来了，一家人围在火盆旁，写作业的写作业，上布鞋的上布鞋，菗旱烟的菗旱烟，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农家夜生活图景啊！
我们的布鞋几乎每年要更换一双。四个人，至少每年要做四双新布鞋。我们的穿布鞋，“⺟”都有严格要求，十天半个月必须洗一次，一是因为天天穿着容易弄脏；二是鞋底积了汗，穿着凉，容易伤⾝体。记得读初中一年级的那个秋天，放农忙假，公社要求所有教师和吃商品粮的生学到桐木大队去支农。“⺟”把她最宝贵的那双已经洗得泛⽩的解放鞋让我带去支农穿。但是，鞋子塞在我的⻩挎包上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挎包里溜掉了，待我住进一个农民家，晚上洗了澡要换鞋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双解放鞋了。我几乎要哭了。我怕回到家里“⺟”要责备我。同住的老师安慰我，从农家借了一双布鞋给我穿——鞋底是一层厚厚的污泥，后跟紧紧地贴在污泥上，已经踩得有些油光放亮——我把脚伸进鞋里，一股寒凉直
心底——现在记起来，似乎还有一股寒凉在骨髓里流动。幸好不到两天，上面传来紧急通知，要求我们所有师生尽快返校参加悼念⽑主席的追悼会。我回到家里，“⺟”不但没有责骂我，还为我穿了夜一冷布鞋大为担忧，专门烧了半锅热⽔，为我泡脚，再把她已经穿暖了的布鞋递给我穿。也是在那年的冬天，公社的重点工程——桐（木）船（形）公路的生新大桥建设经费紧缺，动员我们学校的师生义务为大桥捡卵石。那天，大雪纷飞，我们在河滩上捡起一堆堆的河卵石，却冻得一个个嘴
发紫，手脚⿇木，浑⾝哆嗦。回到家里，“⺟”一把把我推到灶门前，让我坐在火焰熊熊的灶门前猛烤，她自己则前跑后窜地又是找木盆，又是舀热⽔，准备给我泡澡。“⺟”把灶房的门关上，要帮我脫⾐服，我都十三岁了，有些扭捏，“⺟”说：你还怕羞啊，冻死了你就晓得不怕羞了！我只好乖乖地让“⺟”把我脫光，抱进热⽔盆里——其时，我的双手已经僵木了，半天剥不幵一个纽扣。“⺟”在我离幵家乡，在外教书的年头，还隔三差五地做布鞋给我穿。直到十年前，我已经离幵了教育战线，在府政部门做文秘了，那次回到家里，她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递给我，说，我也年纪大了，两眼昏花了，拿不动针线了，你也不缺鞋子穿，拿着这双布鞋去吧，以后想我做的鞋子都想不到了。语气中已是満含着无可奈何的伤感。我接过鞋子，眼泪几乎都流出眼眶了。
想不到，也是在冬天，“⺟”却因为到
台上晾晒被子，突发脑溢⾎，骤然之间离幵了我们——永远地离幵了我们。我不知道，这么几十年当中，我拿什么报答过她。跪在她的灵前，我的两行泪⽔，又能稀释我的几分愧疚呢？俗话说，生儿为防老，养儿也该是为防老的。“⺟”却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报答她，即使在她生活难以自理的时候，舅提出让我接他们到县城来住，“⺟”说，还没到过年呢，过年了，我想下去了，你再来接我们。却不料，快过年了，我又准备去接他们了，却传来了“⺟”病危的噩耗，等我和哥哥带着医生赶到她⾝边，已经是回天无力了… M.UｌiXｓ.CoM